红军东征山西的前前后后
——主谈东征红军在襄汾
2016/3/10 9:39:27

襄汾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高峰

  1935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然而,陕北地区地脊民贫、交通闭塞,一下涌进了几万人的队伍,兵员补充、军需供给、甚至穿衣吃饭都成为大问题。更何况,受蒋介石节制的各路军阀共计20余万的兵力不断对陕甘苏区“围剿”。当时,陕甘苏区周边强敌环绕,南面是场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主力,西南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北面是井岳秀师,东北面是高桂滋师,黄河西岸是阎锡山晋绥军的孙楚部,东岸是晋绥军的主力。稍远一些地方,有青海马步芳、甘南马鸿宾、宁夏马鸿逵等部。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控制着3个军的兵力,放在机动位置。

  面对苏区的窘境和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于19351217日—25日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就是着名的“瓦窑堡会议”。它的重要意义自不必说。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做出了东征山西的决定。

  党中央为什么选择东征山西呢?当时有三种意见:毛泽东主张向东;张闻天主张向北,彭德怀、林彪主张向南。通过反复比较,毛泽东认为,山西地理位置适中,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山西地广人稠,财力物力充裕,便于扩红筹粮;红军东征山西,可以调动入陕的晋绥军,减轻对陕甘苏区的压力;把主攻目标放在山西,有利于我党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而在此期间,阎锡山正与日本人勾勾搭搭,攻阎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对我党有利。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统一了思想,东征山西成为共识。

  1936220日晚20时,东征山西的战役正式发起。以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进入山西。入晋红军一路势如破竹,晋绥军一败再败。面对战局,阎锡山一方面急电蒋介石请求支援,一方面调兵遣将,积极防共。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蒋介石收到阎锡山请求支援的电报大喜过望: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进入山西啊。要知道,阎蒋矛盾从1930年“中原大战”后一直不睦,蒋介石想插足山西一直没有得逞。这次有这样一个机会,岂容错过?遂派军队入晋。但蒋军尚未与红军发生大战,红军就撤往陕北。倒是10万蒋军“赖”山西不想走了,还利用山西内部的派系矛盾,收买阎锡山手下的军政要员李生达等人,在晋南策动河东道独立,使阎锡山大为光火。这是后话。当时,在襄汾一带除了襄陵、汾城两县的地方武装,还有晋绥军第一纵队杨澄源(襄陵县贾庄村人)部。

  1936312日,毛泽东在隰县郭家掌村召开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兵分三路,扩大战果: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率总部特务团和黄河游击师为中路军,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方面的敌军;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第一、第二、第四师及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主力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转战晋南一带,扩红筹款,发动群众,并相机分兵上党,挺进河北抗日前线;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十五军团主力七十五师、七十八师为左路军,北上晋西北,并直逼太原,配合右路军南下扩展。此次兵力大调整,史称“郭家掌分兵”。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林、聂率领红军来到了襄汾。其他中、左两路军因与本文无关,略去不谈。

  19363月初,红军大部队进入晋南,并计划围攻洪洞、临汾城,但考虑到红军入晋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扩红筹款,且洪洞、临汾城固兵强,城外地界开阔,不便攻城,故围而未打3月中旬,红军先头部队在临襄游击队(即龙子祠游击队)的策应下,进入临汾河西。318日,抵达襄陵齐村一带。

  321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率红一军团指挥部沿同蒲路南下,秘密来到史村镇。322日,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电报称:“(1)我们已将先锋军以连或团为单位散布于霍县、赵城、洪洞、临汾四县之各大村镇内。而以二师之一个团附电台及骑兵连沿铁路南下,昨晚宿史村;今日可达曲沃,担任南面之毁路与滞敌。……”

322日开始,按照指挥部的命令,红军战士在红四师政治部主任舒同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邓小平、红一军团民运科长赖际发的带领下,分散于各村通过张贴《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刷写抗日标语、教唱红军歌曲等形式宣传抗日和红军主张。期间,邓小平十分注意宣传队的管理指导,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通过运用多种方式和各种载体,并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使宣传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他经常教育部下说:“我们宣传部的作用,行军打仗时,要保证部队吃饱走好,保证不要生病,保证战士不要掉队,保证不要减少战斗员。我们主要是进行宣传,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宣传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理想,宣传北上抗日的思想。”“宣传部和政治部其他的干部,还要经常去师、团传达重要精神,研究工作。此外,还要教育干部战士,讲形势,讲英雄事迹”。他强调指出:“宣传队不只是做宣传工作,还是准备干部、培养干部的地方”。据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宣传队队长梁必业回忆,邓小平总是说:“宣传队是培养干部最好的地方”。

由于红军的宣传方法对路,措施得力,说到了人民的心坎上,立即引起群众的共鸣和拥护。如陶寺乡崇实村的沈兴富就给红军烧水、做饭,并带路到邓庄、张再等村打土豪、分浮财。同时,红军一部继续南下,到曲沃、侯马,最远进入闻喜县境。23日,红军包围了襄陵县城。

在此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部主任朱瑞都曾在史村、陶寺村住宿。红一军团司令部驻陶寺期间,军团长林彪住在张松寿家院里(后改名张希明),政治部主任朱瑞住在村南秦宝玉院内。

  326日前,林彪、聂荣臻在陶寺发出命令,命令红一团在霍县与汾西间、红五团向闻喜推进,分别迟滞南北之敌,红十二团携电台向蒲县前进诱敌西进,以掩护右路军主力开展工作。326日,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司令部再次移驻史村

41日早,红一军团第二师在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的指挥下,攻克了襄陵县城。年,刘亚楼26岁,肖华仅20岁。县长康小民、商会会长师维铎及守城兵丁580余人被俘。随后,以杨一木为主席的“襄陵县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红军进城后,把一些当铺和地主的财产分给穷苦百姓。在征求群众意见时,大家认为康、师二人没有大恶,经教育后与公职人员一起释放,在征得群众意见后连同防共保卫团数百人予以释放。红二师攻克襄陵县城后,移驻上靳、下靳一带。其他在襄汾的红军部队主力在汾河两岸活动。一路沿南辛店、古城、盘道、中黄、膏腴南下,包围汾城县城;一路由史村出发,经荀董、连村、西贾、彭村直下新绛。

45日,林彪、聂荣臻致电陈赓等各师首长,指示:“各部仍尽最大努力进行扩大红军,争取完成和超过扩大红军一部的计划,努力收买布匹,尽量的分发东西给群众”。并要求在敌进占襄陵城后,红二师移至火柴村、严田村(原文如此,似应为太柴村、豁眼村),红一、红四师移至古城和汾城以南,红八十一师进占古城开展工作。同日,红军包围了汾城县城,但由于蒋军及杨澄源部及时策应,在彭村激战一场后撤离。在此期间,红军指挥部曾驻南膏腴村梁民霞院内。

红军在襄汾期间事例颇多,就目前记载,辑录如下:

红军攻克襄陵城后,对当时盘剥群众最重的“玉锦当”、“五兴当”、“吉生当”、“五庆当”、“利生当”等五个当铺,红军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穷苦百姓。红军在城内的日子里,买卖公平,公卖公买,对工商业者私毫无犯,很快商店全部开门,照常营业,秩序井然。

  司令部在陶寺驻扎期间,红军首长们站在关帝楼的基台上向聚集的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群众一片欢腾。有的与红军战士一块写标语,有的与红军战士一起遛马,有的拿来饭菜招待红军,村里管事的石清海、张五一、梁德吉帮助红军战士与向中群众买面买菜。碾圪塔钉掌铺的钉掌师傅看到马的前后掌没有马蹄掌了,就麻利的把马蹄掌给钉好了。无论是买东西还是钉蹄掌,红军都公平买卖,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与旧军阀作风截然不同。朱瑞主任在陶寺住宿期间,把红军攻克襄陵县城后释放回家的伪县政府公务员吴玉虎找来,叫他到陶寺义顺当铺,动员富户绅士捐款抗日。这时被群众叫来的有陶寺、南梁的富户绅士等四十多人。经过动员后王成恩女人拿出金链子一条,李××捐了八千元抗日,其他有的捐粮有的捐钱支持红军抗日。

  42日红军到盘道村时,由于群众受阎锡山汾城县政府的“共产党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都难逃,富人要觉悟,穷人要知道,共党来了一起都糟糕”的欺骗宣传,而躲避到村外的西山沟壑,不敢露面。红军出村找群众宣传,揭露了阎锡山的欺人之谈,耐心做工作,动员群众返回村中,红军对群众秋毫无犯在村内刷写标语,散发传单,宣传抗日,讲政策,打土豪,开仓济贫,斗争了地主原干臣、郭占鳌、曹富兴、曹玉德等把财产和多余粮食分给贫苦群众。活生生的事实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够翻身得解放。觉悟了群众积极支持红军,拥护红军,给红军战士洗衣送饭,腾出房子让红军住,欢送红军走时,送给红军两匹马,一头骡子一支猎枪。本村的曹愿等人当即参加了红军队伍。

  45日,安李村的群众忽然发现几个红军战士坐村里,当着群众唱起阎锡山编的防共歌来了,看的人都很奇怪,正在大家议论的时候,一个战士站起来问:“这是谁编的,我们杀过人吗?”群众都说:“没有阎锡山狗×的骗人哩!”这个战士接着讲了阎锡山、蒋介石残害人民,破坏抗日,专打内战的罪恶,揭露了阎锡山的欺骗宣传,群众都气愤的说,“阎锡山的那一套我们早就不相信了。”随即,红军发动群众,在一家富户北窑里挖出一罐银元,由群众提议献给红军做了军饷。还在几家富户门上贴了告示:“你们盘剥户,赶快把赃物赃款退出来抗日救国三日后交不出来,一定要没收你们的全家财产。”在安李村东门墙上写着斗大的粉白字:“红军、白军共同组织最高政府!”关帝庙前写着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废除苛捐杂税,打土豪分粮济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还贴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村里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汉感动的流着眼泪说:红军一心抗日,公卖公买,态度和气,不打人不骂人,天下再还有这好的军队!”

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在师长贺晋年的率领下活动于贾罕、司马等汾河沿岸村庄,在村里的墙壁上写的标语有“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从中国赶出去!”“跟随红军出征,志在救国救民!”等等。在贾罕村,红军战士住在陈金、崔本善等户院内,每天把院子、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有的给群众担水、干杂活。老百姓看见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高兴地给战士们烧茶水、洗衣服。红军在本村先后住了十多天,群众聆听了抗日宣传教育,深受感动。在村干部和红军官兵的启发下,陈金、武马驹参加了红军,崔连魁捐款50现大洋,骡子一头;陈其孝捐款300现大洋、枣红马一匹。

在赵曲。红军抓住了镇长梁荣五,要他出钱贡献,梁老奸巨滑,说:“我力不从心,无法捐助。”红军就让他游街,清算他敲诈勒索的罪行,并要惩办于他,他吓的面无人色,答应捐款。在南膏腴红军向大地主梁庆如征款,梁不肯,红军把他带上西山,他家人交出五千元现钞(合四千多块大洋)后,才将他放回。北膏腴地主王秃娃,为富不仁,红军把他家的二百大担粮食(六万余斤)分给了穷人,全村穷苦农民,连扛带抬拿回家中,高兴的说:“红军对穷人太好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在南膏腴横行乡里、欺压群众、高利盘剥的杨狗头,被红军处死。在古城,家有良田五百亩的大地主吕如海听说红军要来到时吓的逃之夭夭,红军给群众分了他的浮财。接着又把三家当铺和三家斗行的衣物粮食让群众拿去。红军在西中黄打当铺更是痛快淋漓,到村后打开“裕丰当铺”,号召群众拿当票领取当物。消息传开,周围村的群众象赶会一般到西中黄取当,络绎不绝,拥挤不堪,金银首饰、绫罗绸缎、衣服被褥、古玩玉器、桌椅箱柜、各式农具一取而光,群众笑逐颜开,十分欢腾。

  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罗荣桓也随军活动。43日,到达羊獬村宿营(今属洪洞甘亭)。44日,到达东元镇(原文如此,实际应是闻喜县礼元镇)。45日,到达中陈村(今襄汾县南辛店乡中陈村)。46日,到达膏腴(今襄汾县汾城镇南、北膏腴村)。49日,到达范家庄(浮山县)。411日,移驻傅家庄(翼城县)。412日,到襄陵汾城镇(原文如此,实际是进入了汾城县境415日,出席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416日,至吉县东北。

  48日,红军开始西移。至10日,红军部离开汾城县境,转战西南。

  从1936318日至410日,红军在襄汾征战20余天,击破了阎锡山的反共宣传,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塔儿山下的安李、张再到姑射山下的盘道、尉村、中安平,以及汾河岸边的贾罕、司马、中陈等村,都留下了红军的足迹。襄陵、汾城两县有200余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其中,安李村的李振江担任了林彪的马夫。因东征红军的目的不是攻城略地,故整个红军东征期间,仅攻克了襄陵、吉县两座县城,而襄陵是红军攻克的第一座县城,“襄陵县苏维埃临时政府”是红军东征山西期间在临汾建立的唯一一个县级政权。

  红军撤离襄陵城以后,县长康小民又回到襄陵县城,召集各区民众代表举行善后会议。当时温泉村的一个绅士提议,把各村跟红军分过东西的人抓来一起杀掉。其他代表没人表示态度,最后康小民说“不能这样办”,这个提议就搁置了。

  而在汾城,却是另一番景象。汾城县长张象乾组织清乡,残杀无辜群众20余人。在清乡队的支持下,各村土豪也都神气起来,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西中黄在编村村长杨志新的主持下,地主大骂不绝,勒令村民交出所分财物,并在北门外大庙内摆铡刀数把,吊绳子数条,吊打了王大章、李奎子等十多名群众。南焦彭土豪把分到东西的群众圈在东门外的大庙内不许回家,并把水井、石磨封了,不许担水磨面,强迫群众退出所分粮物。他们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只能激起人民群众的更大愤怒,使人民群众看清了反动统治者的真面目。

  红军东征在襄汾时间虽短,但影响颇大,先后到过近300个村庄,所到之处,群众无不精神大振。红军的行动赢得了襄汾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戳穿了蒋介石、阎锡山对红军的造谣和诬蔑。人民对红军由惧怕变成了朴素的阶级友爱。它为抗日高潮的掀起和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红军东征山西,面对晋绥军和中央军的合力围攻,双方各有伤亡。特别是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中阳县三交镇遭晋军第七十一师杨耀芳部袭击,身负重伤,阵前牺牲;红军也在中阳县金罗镇与晋绥军杨效欧部姜玉贞旅激战,全歼该旅第三九二团,俘获团长郭登瀛。

在日军入侵、寇深祸亟的形势下,无论哪方牺牲,“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不使“兄弟阋于墙”,红军主动退却,4月底陆续回撤陕北。55日,红军胜利回师陕北。东征红军从220开始55日回师,历时75天,转战山西50余县。共歼灭晋绥军7个团,俘虏7000余人,扩充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银元。

  红军东征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山西当局的高层领导核心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以最大的诚意多渠道对阎锡山进行了争取。毛泽东曾通过郭登瀛致信阎锡山,阎锡山阅后深有感触,随后与其智囊团经过多方考虑,在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三方中进行抉择,在“联日反共”和“联共抗日”的主张中,选择了“联共抗日”。这就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当局建立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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